作者陈先枢汤青峰
铜官窑考古发现及其历史价值
在湖南发掘出土的数以百计的一模一样的唐朝长沙铜官窑茶碗中，有一件在碗内底部，特别烧制有“茶碗”两字。很明显，这只碗，就是专门的茶具。在长沙窑址出土的茶碗中，还有一只侈口、腹斜收、玉璧底、碗心折平，素胎上施化妆土，用褐彩书“岳麓寺茶碗”字款的碗，通体施黄色透明薄釉，底沿将釉抹掉，墨书“张惜永充供养”六字。由此题记可知，此碗为佛教居士所奉献，可能是成批定制生产的。“茶碗”“岳麓寺茶碗”款器的出土，为长沙铜官窑茶具提供了实物标准器具。
铜官窑圆口玉璧底“茶碗”字青瓷碗
唐代铜官窑又称长沙窑，位于今望城区境内的铜官镇（今铜官街道）至石渚湖一带，南距长沙城27公里，北邻湘阴县，东依连绵的山丘，西临湘江，窑址面积约30万平方米，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今建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铜官窑谭家坡遗迹馆
谭家坡唐代铜官窑遗址
铜官窑是一座民间陶瓷窑，根据考古发掘的地层关系和出土“元和三年”（）罐耳范，“大中九年”（）釉下彩绘飞鸟瓷壶等纪年铭文，可知铜官窑的烧瓷历史早于盛唐，兴于中晚唐，衰于五代。中晚唐时铜官窑是一时之盛，大抵是因安史之乱之后，黄河流域不堪战乱之苦、人口大量南迁、经济重心南移之故。《旧唐书·地理志》曾有“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之记载。一时间小小街邑有十倍的增加，可见南迁人数之众。其时湖南境内没有出现大的战乱和灾荒，因而人丁兴旺，经济繁荣，铜官窑此时昌盛，势在必然。
铜官窑发现于年。从铜官窑至石渚湖，沿湘江东岸十里河滨，已发现唐代烧窑遗址19处，每处范围最小约多平方米，最大约万余平方米，堆积厚度最薄0.4米，最厚约4米。整个遗址可分为铜官镇和石渚湖两个小区。铜官窑小区，在今铜官镇上。从镇区的轮船码头到镇北誓港千余米内，有蔡家氹、沙湾寺、誓港3处窑址。蔡家氹地表可见少许瓷片和匣钵片，沙湾寺残存窑包（隆起如蒙古包的窑址堆积）一处，誓港残存窑包两处。铜官镇街区因地处集镇，遗址多被搅乱。石渚湖在铜官镇南4公里处。石渚湖面阔亩，已围湖筑垸辟良田。湖垸西临湘江，东、南、北三面环山，窑址均匀分布在南北岸的山坡上。
有关铜官窑的文献记载极少，仅有唐代湘籍诗人李群玉在《石渚》诗中作了一些描述：
古岸陶为器，高林一尽焚。
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
迥野煤乱飞，遥空爆响闻。
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
20世纪50年代，省博物馆及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对瓦渣坪大批带彩的陶瓷堆积进行了调查、研究，认为这些古瓷制得很有特色，使用3种不同的金属烧出了3种不同色泽的花纹，且创造性地使用了釉下彩，对该窑口制品给予了高度评价。年，长沙市文化局配合石渚两次整修堤垸，清理了龙窑两座，得器物件。
对铜官古窑进行科学发掘与整理研究，是年3月至12月进行的。据年《考古年鉴》记载，发掘面积达平方米，出土陶瓷器包括青瓷、白瓷、彩瓷和无釉素瓷四大类。器物常见的有碗、壶、瓶、碟、盘、钵、盂、洗、坛、罐等，有的是专用的茶具，但多数为茶、酒、水、食共用的器具。
长沙铜官窑制釉技术的发展经历了青釉、颜色釉、釉下彩三大阶段。釉下彩阶段，大约从唐宪宗元和（—）年间至晚唐，并延伸到五代。釉下彩的发明，是瓷器制造技术发展进步的结果。在此之前，中国已有了化装釉工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瓷器烧成中釉色不一样的偏差。但唐朝当时瓷器的格局是“南青北白”，人们形成了这样一种“白瓷类银为美，青瓷似玉为佳”的审美风尚，越窑青瓷、刑窑白瓷为突出代表。随着人们审美观念的发展变化，单色釉瓷器逐渐失去活力而衰落下去，称雄一时的越窑青瓷也在不断运用金彩、扣金边、施褐彩等新工艺来美化产品。铜官窑正是受到这种变革的影响，由学习越窑青瓷而大胆创新，发明了青瓷釉下彩、白瓷釉中挂彩的新工艺，并将之与传统的装饰技艺如划花、刻花、模印、粘贴、捏塑等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铜官窑褐绿彩飞凤壶
铜官窑以其创新、高档和精湛的艺术，赢得了世人的偏爱，产品销往全国各地乃至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从考古发现看，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出土了长沙窑产品，如朝鲜、日本、伊朗、伊拉克、印度、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在国内，铜官窑产品在浙江、安徽、上海、江苏、河南、陕西、福建、广西以及广东揭西县等地均有出土，在西沙群岛也发现过一件铜官窑瓷器。其中数量最为集中的江苏扬州和浙江宁波。年宁波渔浦门出土唐代瓷器约件，除越窑产品外，铜官窑瓷器最多，而且含有精美的釉下彩绘奔鹿壶。年扬州唐城遗址发掘出铜官窑彩瓷片片，约占出土的完整的唐代瓷器的70%，其中有十分精湛的蓝彩瓷执壶残片。
铜官窑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制瓷手工业民营作坊，其瓷器生产是一种外向型的商品生产。它以其窑址（铜官石渚）紧靠湘江，北近洞庭湖滨，水路交通十分便利的优越条件，将产品运往当时繁华的国际贸易都市扬州和对外贸易港口明州（今宁波）及广州等沿海城市，再转运到全国和世界各地。国外出土的铜窑窑瓷器绝大多数是从扬州、宁波等地启运的，也有逆湘江而上经灵渠到达广州的。安徽等地出土的长沙窑瓷器，也并非长沙直接运入，而是来自扬州、宁波等地。可见，扬州、宁波、广州等地是铜官窑瓷器重要的集散地和转销地。
为适应外销的需要，铜官窑瓷器上的景物、文字，多表现销售地的风土人情，以适合当地人的口味。如铜官窑窑址出土有一种瓷壶，小口卷唇，直颈、扁平体，壶二侧向内凹陷，高约20厘米，一般施黄釉绿彩或全绿釉，釉色鲜艳浪漫，具有明显的中亚、西亚风格和浓郁的游牧民族的色彩。年，在扬州出土了一件题有阿拉伯文字“真主最伟大”的铜官窑背水壶。可见，这种背水壶是一种专供外销的产品。在外销的铜官窑瓷器中，以褐斑贴花瓷器最多。这种贴花图案大多具有浓厚的中亚、西亚风格，如有胡人乐舞、狮子及对鸟椰枣图案。这类瓷器主要销往中亚、西亚地区。有的瓷器则以同佛教有关的莲花作为装饰，主要销往印度和东南亚等地区。
铜官窑瓷器的一大创新是在釉下胎体上题写大量诗句、文字。这些诗句、文字大多反映当时的某些社会情况或抒发工匠自己的情怀，或当作产品广告。瓷器上题诗或写上一点警策之语，可以唤起人们对生活的热爱，更增一份美的享受。发现窑址有题诗的陶瓷器，始于20世纪60年代。至今已发现首完整的陶瓷器题诗中，除12首见于《全唐诗》外，其他大多数则基本属于流行在市井巷里的歌谣，唐代潭州的民俗风情全凸现在这些瓷诗里。其中同一首诗分别题于20件瓷器以上的有“只愁啼鸟别，恨送古人多，去后看明月，风光处处过”等4首。“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一诗题于14件瓷器上。一首诗题于多少件瓷器上，反映了这种瓷器生产量的批量，其生产量的多寡又是市场需求量的反映。
铜官窑“春水春池满”诗文壶
长沙窑陶瓷器上有关商业、商人的题诗，也能反映出当时长沙商品经济的展。如“人归千里去，心画一盔中，莫虚前途远,开航逐便风”，反映出商人开拓市场、千里奔走、一往无前的积极心态。另一首诗“小水通大河，山深鸟雀多，主人看客好，曲路亦相过”，则反映商人们四处贩运、寻找市场的顽强精神。在商品上直接做广告是长沙窑商的一大发明。陶瓷器上所书的文字除诗文、联句、谚语、俗语、成语外，还有不少广告宣传文字。如朝鲜出土的长沙窑瓷壶上就书写有“卞家小口天下有名”“郑家小口天下第一”。以姓氏作商号的名称,可以说是长沙商号命名的最初形式。长沙还出土有釉下褐彩“陈家美春酒”题字壶，“陈家”即为商号，而“美春”即为商标。
年，一艘被后人命名为“黑石号”的外国沉船在印度尼西亚海域被打捞出水。在“黑石号”被打捞出的6.7万件文物中，八成以上来自长沙铜官窑。这些文物中有两只碗上的刻字证实了这些瓷器的烧制时间和地点。一只绘有阿拉伯文及草叶纹的彩绘碗，外壁刻有生产日期：宝历二年（）七月六日。另一只碗心写着“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有明樊家记”14个字。尽管它们未曾能到达终点，千年沉睡在异国海底，却成为今天人们了解和研究中国瓷器，特别是长沙铜官窑最珍贵的文物。千年之后，当淤泥洗净，青釉褐绿彩绘碗仍釉色如新，樊家盂子碗心的十四个字仍清晰可见。
短短几十年，为什么石渚窑工便把产品成功地从内陆推向了国际市场。据文物专家张兴国研究，这离不开粟特人的参与。粟特人原是生活在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一带操古中东伊朗语的古老民族，从我国的东汉时期直至宋代，往来活跃在丝绸之路上。在长沙铜官窑地区的窑工姓氏调查中，有康、何等姓氏，不排除他们为粟特后裔的可能性。粟特人以长于经商闻名于欧亚大陆，唐代早期，就有胡商和粟特后裔在洞庭湖沿岸和长沙一带活动，他们与中原尤其是洛阳保持着紧密联系。洛阳一带为数众多、善于经商的粟特人中有一部分极可能在安史之乱期间为谋生存而与北方窑工一同南下并参与了石渚窑业的生产。有粟特人或粟特后裔的参与，石渚窑业能很快并更好地把握外销市场的需求和偏好。而长沙铜官窑的匠人们迅速顺应市场需求，瓷器中出现了许多粟特人的风格、阿拉伯文字和图案，甚至实现了订单式生产，按照客商的造型要求来生产。“黑石号”出水的一只执壶上的卧狮，就与阿斯塔纳古墓狮纹锦图案十分相似。据《中国印度见闻录》等文献记载，9世纪的大唐帝国与阿拉伯的阿拔斯帝国之间已经有非常频繁的直接商贸往来，阿拉伯商船夏季乘西南季风从斯罗夫等港口扬帆出海，来年冬季又乘东北季风从广州满载返航。张兴国分析了“黑石号”可能的航行路线：“黑石号”进入广州之后，先沿海北上至扬州。此时的扬州是连接长江和大运河的中心，是南北货物最大的集散地，阿拉伯商人在这里可以集中采购到长沙铜官窑、巩县窑、邢窑、越窑等陶瓷名品，以及扬州铜镜等其他物品。长沙铜官窑的青釉褐绿彩绘碗和樊家盂子应该是在扬州登上“黑石号”的。而屯集在扬州的铜官窑瓷器是从石渚湖上船，顺湘江北上到达长江，再往东抵达扬州的。号称“天下通衢”的扬州，也是长沙铜官窑产品的集散地。“黑石号”在扬州装上长沙铜官窑的产品后，再从长江口出海，在广州停留后驶向异国，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它闯入了勿里洞岛和邦加岛之间的一片黑色大礁岩，并在此地沉没。
铜官窑瓷器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赢得了国内和世界市场，成为有史以来湖南对外贸易的大宗出口商品，在湖南商贸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长沙铜官窑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善于从国内外广泛汲取有益的艺术营养，勇于创新，以适应国内外市场的需要，并在对外输出中求得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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